摘要：1886年中俄珲春勘界是在近代中俄不平等条约框架内进行的。1861年中俄《勘分东界约记》签订后，沙俄仍继续蚕食中国东北边地。至1880年，吴大澂在吉林戍边之际得知俄人侵占珲春边地并占据黑顶子后，连续多次请旨派员会勘，引起清政府重视。在交涉收回黑顶子的过程中，由于俄国一直采取拖延手段，致使查勘黑顶子与图们江沿岸土字牌一带的行动均告失败。直至1885年俄国照会派遣勘界大臣与中国会办此事，中俄勘界官才于1886年重勘吉林段中俄界址。此次勘界虽解决部分中俄边界问题，但勘界的结果仍未超出1860年中俄《北京续增条约》规定的中国领土主权范围，甚至在此基础上又丧失部分领土。

清代中俄吉林段边界的划界始于1860年的中俄《北京续增条约》。1861年，中俄《勘分东界约记》签订，此段边界线得以确定，并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了边界走向。但中俄东段边界勘定后，沙俄并没有停止对中国吉林边地的蚕食。至光绪初年，由于俄人频繁越界使得中国东北边防形势愈加危急。1880年，吴大澂被清政府派往吉林协助吉林将军守边。在东北筹办边务的过程中，吴大澂得知俄人长期侵占珲春边地并于黑顶子地方安设卡伦，于1883-1884年多次请旨派员会勘，引起清政府重视。1885年，俄国照会派遣勘界大臣前来办理界务，会勘中俄吉林边地之事再起，吴大澂遂被委任为勘界官赴吉林与俄官划分边界。

一光绪初年中俄东北边地形势概况

1861年，中俄两国签订《勘分东界约记》，确定了从乌苏里江经松阿察河源至图们江一带的边界线。因为划界依据是1860年的中俄不平等条约《北京续增条约》，再加之实地勘界时“中国官或惮跋涉，或示优容，未获照约划线”，以致最终的勘界结果不仅未达到《北京续增条约》规定的边界线，还在此基础上又丧失了部分领土。按照中俄《北京续增条约》，中俄东界应立二十块界碑：阿—А、巴—Б、瓦—В、噶—Г、达—Д、耶—Е、热—Ж、皆—З、伊—И、亦—Й、喀—К、拉—Л、玛—М、那—Н、倭—О、怕—П、啦—Р、萨—С、土—Т、乌—У。但实际分界时，侍郎成琦与俄官仅立八块界碑，即耶—Е、亦—Й、喀—К、拉—Л、那—Н、倭—О、怕（又作帕）—П、土—Т。其中最为重要的乌字牌则未立，中国正式丧失图们江入海口。但沙俄并没有满足在此基础上获得的利益，在中俄东段边界确定后不仅未按约守界，反而多次违约越界，企图侵占更多土地。咸丰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适逢中俄东界刚勘定不久，吉林将军衙门就多次上报俄人在双城子、摩阔崴、绥芬河等要地肆意活动甚至携带枪支、机械等修建房屋，而吉林巡防之员弁却“毫无拒阻”，“竟至束手观望”。对此，清政府曾下令严惩失职官员，饬所属边地处处严防，务必防范越界之俄人。但吉林腹地封禁已久，边防松懈，以致俄人越界之事时有发生。

至光绪初年，俄人在中国东北边地的越界行为愈加频繁。据黑龙江将军丰绅上奏，自1875年至1876年春秋，在黑龙江省与俄罗斯接壤的卡伦处，“屡有不听拦阻，持照越界”者，如“前往呼伦贝尔贸易之飘斐拉尔塔等十起”，“往鄂尔顺河博木地方换鱼之拉琶郎奇等两起”，“往巴尔虎游牧界寿宁寺聚集地方贸易之阿哩克三达尔等七起”，“那木萨赖等十二起”。而吉林省与俄国接壤之地“自分界后，近年俄往里占据已进一二百里”。就此，总理衙门曾密函珲春副都统衙门“务须拣派妥干之员，变装详细探报”，查明俄国在中国东北边界一带有无侵占行为，“朝鲜有无奇异之状”，并将俄人究由何处占越、有何动作、所盖铁房堆系何物等一一探查，“务于三、五日，六百里密报一次，勿得延误泄露”。因此时正值中俄伊犁交涉之际，为加强中俄边防，除严密刺探边境情报外，清政府还谕旨宗室栾榕、栾艾就东北边防之事密速筹划并酌筹练兵章程。1876年，侍郎袁保恒上奏称，“吉林边界时有俄夷增兵来往，举动叵测”，“请特简知兵重臣，专办东三省练兵事务”。清政府遂又令崇厚、古尼音布、丰绅等悉心会商办理。1879年，俄官驻摩阔崴边务委员马邱宁（Н.Матюнин）“请在宁古塔地方作为两国通商之区，与该国商人互相贸易”。清政府以宁古塔地方并非中俄条约规定的通商地点为由婉拒。为进一步扩大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贸易范围，沙皇政府趁1879年中国特派全权大臣崇厚赴圣彼得堡议还伊犁之机，与其签订《伊犁条约》，同时又订立《瑷珲专条》，其中规定“如有开办行船贸易等事，于两国未经商定之前，准许俄民在松花江行船，至伯都讷并与沿江一带地方居民贸易”，“中国官员并不阻止俄民与该处居民贸易”。据1858年中俄《瑷珲城和约》所载，“由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河，此后只准中国、俄国行船”，这里的航行权应指各在本境之内。而此专条所规定之俄民可由松花江行船至吉林伯都讷，则不仅使俄国获得了在中国境内松花江上的航行权，还进一步扩大了其在吉林省内的贸易权。

吴大澂，江苏人，同治九年二月（1870年3月），入湖广总督李鸿章门下，成为其幕僚。之后即随同李鸿章一起办理天津教案并振襄灾务。1873年，出任陕甘学政期间，与陕甘总督左宗棠共同商办筹饷、教育等事宜。1876年，山西大灾，又帮助山西巡抚曾国荃筹购粮饷。因济世能力出众又多留心边务，“左文襄曾忠襄交章荐君之才”。吉林为清朝根本重地，“筹边裕饷胥关紧要，向无汉员参赞之例”。吴大澂因此成为清朝派往吉林帮办军务的第一位汉族大臣。

二黑顶子问题的发现及勘界由来

光绪六年正月（1880年2月），清政府谕旨“河南河北道吴大澂着赏给三品卿衔，前赴吉林随同铭安帮办一切事宜”。三月十七日，再颁谕旨：“河南河北道吴大澂，现在前赴吉林帮办一切事宜，着即行开缺。”吴大澂于三月十八日由京城出发，于六月二十四日抵达吉林省城。吴大澂在吉林期间，与吉林将军铭安编练靖边军驻扎三姓、宁古塔、珲春各处，并奏请在吉林设立机器制造局、兴筑炮台、试办屯垦。对于俄国侵占吉林边地之事，吴大澂早在刚到吉林不久就接到宁古塔副都统双福的探报，说俄人在本年6月初从岩杵河“拨兵五十七名，并携鞑炮二杆，赴双城子去讫”，还带领其境内居住高丽人等百余名，“乘坐车辆修辟从岩杵河俄营经海之冲衢大道至珲春西南三十余里的黑顶子间的道路”。得知消息后，吴大澂便乘校阅边防军之机赴珲春要隘进行查看。在巡视边界的过程中，吴大澂“始知珲春黑顶子地久为俄人侵占，因请颁旧界图，将定期与俄官抗议，未得旨”。随后，吴大澂又与铭安商派李金镛等人赴图们江下游一带查勘界址。

据李金镛奏报，从珲春经黑顶子、引牛河至图们江一带界线，“沿江红线之内，自乌龙沟东起江口止，长约一百三十余里，宽约十余里至四、五十里不等。照条约以海中间之岭至图门江口为证，长约一百三、四十里，宽约四、五十里至八、九十里不等，并罕奇海口及盐场，亦在中国界内。职按图据约互证参稽，知该地多为俄人所占。”俄人已在黑顶子地方建设卡房，“该处有朝鲜人一百三十余户，又有三十余户在引牛河，五十余户在图们江口，共熟地将及千响，被占红线内可垦之地约二三万晌”。此外，还查勘得知“距图们江口三十五里之广沟坪实为要地”，而“距图们江口之二十里立有土字头界牌一座今已无有”。对此，李金镛请“按约划界，重立界牌，各守界址，而免侵越”。黑顶子在明代又称为乌尔珲山，原为珲春围场，位于珲春市东南图们江下游北岸，距珲春城八十里，与朝鲜庆兴府隔江相望，距俄国屯兵要地岩杵河仅数十里，为中、俄、朝彼此通往的必经之地，具有重要战略地位。黑顶子最初与沙俄国界并不接壤。1860年中俄《北京续增条约》签订，其中规定珲春东部中俄边界线为“顺珲春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其东皆属俄罗斯国，其西皆属中国。两国交界于图们江之会处及该江口相距不过二十里”，使得黑顶子一跃成为中俄边界要地。

根据李金镛的上报，吴大澂于1882年末，乘第四次赴珲春校阅防军之机，就近会同珲春副统都依克唐阿赴摩阔崴俄官驻处质问越界之事。俄国边务委员马邱宁提出“口说无凭，请缓至翌年三月初一日（俄历，中国为二月初五日）由两国派员凭图会堪之后在为办理。”但随后竟率领马队将吴大澂派往黑顶子驻防的守备胡世贵驱回，指黑顶子为俄界。吴大澂遂亲至岩杵河摩阔崴沿海一带查勘，发现海中间之岭，并由罕奇海口绕至黑顶子，确系俄人侵占珲春之地。因此前请旨颁赐分界旧图未果，吴大澂便查阅吉林将军衙门存案地图，发现地图所划红线并不如条约所说“由瑚布图河口顺珲春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其东皆属俄罗斯国，其西皆属中国”，地图与条约显有不符之处。对此，为索还黑顶子，吴大澂再次上奏请颁1861年两国分界原图，并请派员按照旧图所定红线与俄官将黑顶子一带划清界址。1883-1884年，吴大澂先后八次就中俄黑顶子边地之事上奏，具体可见表一。

吴大澂上奏的内容主要有三点：其一，黑顶子在旧图红线内，为中国之地，必须收回；其二，俄官主动约期会勘黑顶子，却多次借口违约不来；其三，俄国不愿与其商办黑顶子之事，请派员与俄国据图约会勘黑顶子。对于吴大澂的上奏，总理衙门曾致信俄国驻华公使韦贝（К.И.Вебер）询以中俄定期会勘之事。但马邱宁与韦贝串通一气，不仅违约不来会勘，还增兵防守黑顶子，意图久占。至1884年，由于中法战争爆发，清政府谕旨吴大澂即行统帅吉林所练边防军航海来津，以备调遣。临行前，吴大澂奏请吉林未尽军务屯务“以后应即专归吉林将军主持”。黑顶子之事也便由吉林将军负责。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83年12月22日），新任吉林将军希元接到俄国大臣照会，提出将勘定附近萨威勒夫哈（即俄称黑顶子）中俄交界，中国官由吉林将军，俄国官由东海滨巡抚各派往。于是，希元奏请清廷简派熟悉图约边界人员与俄会勘界务，同时致信吴大澂阐明此事。吴大澂遂乘机向总理衙门奏请简派珲春副统都依克唐阿办理会勘黑顶子之事，并指出：“明年会勘之期应请贵处与俄国驻京公使预为订定，免得临时推诿延宕。至吉林派员会勘，但须勘明黑顶子地方与图们江相去几里，即在原订地图内注明黑顶子字样。”

对于清政府的人事安排，新任俄国驻京公使博白傅（С.И.Попов）却照会总理衙门称：“伊国所派勘界大臣不能与依副统都商办。”对此，吉林将军希元另专派协领穆隆阿、双寿等会同俄员会勘。1884年8月20日，俄国边务委员照会珲春衙门，“彼国分勘大臣已赴交界地方去迄”，应请“大臣穆隆阿、双寿赴交界处，与彼之大臣相会分勘”。随后，穆隆阿、双寿在长岭子与俄官巴尔巴什（Барбаш）会面，登山逐一勘毕后，即往黑顶子岭脊照图复勘。“至沙草峰将近，忽据俄官称以由此距沙草峰土字界牌尚有三十里之遥，如到彼互换押结，两国大员即行同往划清界线，否则我们不去。”按照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图们江口应立乌字界牌一座，但成琦在与俄官实地勘界中并未竖立乌字牌。而且，此前据依克唐阿查明，从珲春河源至图们江口五百余里，没有一个界牌。俄官遂就此以图们江口原无界牌为由，拒不前往。对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谕令穆隆阿、双寿等将土字牌勘明之界先行照会，互换押结，以期迅速了结；至于乌字界址，则等面议帮办依克唐阿后再行办结。但针对穆隆阿、双寿就土字牌先行互换押结之事，马邱宁却照会珲春衙门说，“当先行由你们吉林将军处请得结实文书，若无此结实之文，该二大臣将使结固之事不能办理”，并称土字牌以南地方系属俄罗斯之地，意欲“从土字界牌划清界限而置乌字于不论”。如此一来，由于俄国再次借故拖延，会勘中俄黑顶子之事又无结果。

三实地勘界立牌与中俄吉林段边界的重新划定

1886年1月，吴大澂入都陛见，并与俄国驻京公使博白傅约定“今年四月内，会同俄国所派固毕尔那托尔首长巴拉诺夫（И.Баранов）查勘图们江一带边界”。3月17日，吴大澂抵达吉林省城。5月25日，重勘吉林东界会议开始。在第一次勘界会议上，吴大澂与巴拉诺夫首先就补立中俄交界图们江左岸之土字界牌进行会商。巴拉诺夫意欲在除去海河二十里之外处竖立土字牌，坚持以旧图所划红线为准。按咸丰十一年（1861年）所换地图，英尺一寸系俄国二十五里，计中国里五十里。图上界限末处与海口相距几及一寸，系俄国里二十余里，以中国里数记之实系四十五里。若按此计算，则与条约不符。吴大澂遂与之辩论，海口即江口，应按条约从海口量准二十里为准，并就此致电李鸿章询问如俄使不允，能否照旧图定界。李鸿章谕令“以海滩尽处为江口，如能争到甚善，如必不行即照旧图定界。”由此可知，吴大澂在此次勘界交涉中并不像其勘界前赋诗中所言，“珠槃玉敦雍容会，袖里乾坤要斡旋”“尺地争回豆满江”那般自信。面对俄官的狡诈言辞，他在思想上已经作出了某些让步。而清政府的立场实际上亦与此一致。最后，吴大澂与巴拉诺夫议定，拟将土字牌“向沙草峰挪前十八里，立于山南沿江高坡下，不致为江水冲塌，约计离海口不过二十四五里，再前，则沙土松浮恐无立牌之地耳”。但实际却并非如此。

早在光绪二年（1876年），古尼音布等人就曾上奏，松阿察河口、乌苏里口等处所属与俄国分立之界牌有被水火冲毁者共计五处，请派员会同俄国补修。当时清政府谕旨宁古塔副都统双福、三姓副都统长麟以及珲春协领纳穆锦就近会同俄国办理。1877年，双福等人会同俄官马邱宁、博克米克将被火焚毁之怕、倭、亦字牌，被雨浸朽烂之喀、那字牌于原处照依旧式重新补立，并出具文字，作为凭证。在补立界牌过程中，经副都统双福查勘，发现图们江口土字头界牌，立已年久，需要重新补修。吉林将军铭安遂就此请“转饬珲春协领，候俄官旋抵时，会同修补，以期经久，俾彼此疆界分明”。同年八月二十一日，珲春协领纳穆锦与俄官马邱宁至图们江口，在“距海不过二十里山顶上会勘，原建界牌年久糟朽，即遵造土字头木牌一面，照旧各书两国牌文，眼同粘贴油饰巩固，于二十二日仍按原立处所会同竖立，互换清文照会”。由此可知，1877年中俄补立土字界牌之地仍在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距图们江口不过二十里处。至1884年，拉林佐领托伦托哷再次查边，发现珲春、宁古塔境内六处界牌，“惟喀字牌根为野火所焚，尚未欹倒，其余五牌，木质均属完好。与成琦记文内所载地段亦尚相符”。而“成琦所立界牌八处，惟土字一牌形迹无存，亟宜补立”。因此要再次补立土字界牌，可以援引前例按条约于旧处重立。但吴大澂与巴拉诺夫最后议定的补立土字界牌的地点并未达到这个要求。

此次勘界最为重要的土字牌补立后，吴大澂就收回黑顶子之事再与俄使议定：“中国界内黑顶子地方旧有俄国卡伦、民房，议明于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六月，即光绪十二年五月，迁回俄境。两国勘界大臣各派委员前往该处交接明白。”黑顶子之地早在吴大澂赴吉林筹办边务之前就已被俄人侵占，但对于此事，“吉省官民从未过问”。以致俄人侵占愈甚，竟于黑顶子处安设俄卡。对此，吴大澂曾亲赴边地查明黑顶子为中国境内之地，并多次请旨会勘收回。可以说，正是吴大澂等人此前的努力才使得黑顶子问题能在此次界务中得以顺利解决。黑顶子收回后，为防止俄军卷土重来，依克唐阿“当即派员前往接收，添设卡伦，以清界址”。吴大澂随后也拨靖边军一营前往该地，并遣人试行屯垦。此后，清政府也十分重视黑顶子边防问题，不仅派官驻守卡伦，还“拟四季派员巡查边界，俾免俄夷私相侵占”，并挑选精壮兵丁筹办团练，以固防务。对于黑顶子屯垦一事，清政府还于1887年成立黑顶子屯垦局，抽掉步兵、马队督率屯务，安辑流民，在一段时间内大大增强了中俄黑顶子一带边地的防守力量。

其余补立、增添界牌之事，吴大澂虽与俄官实地勘明土字界牌至喀字界牌间两国边界界线，但喀字界牌越兴凯湖顺乌苏里江口一段水路边界，却因吴大澂未能亲往履勘，产生若干问题，为以后喀字界牌、耶字界牌的挪移以及黑瞎子岛问题留下了不少隐患。对此段边界线的划分，俄国勘界官巴拉诺夫曾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语：“当他与钦差大臣吴专员在划分已经被向下更改的兴凯湖界线时，他像对待一个伟大国家的代表一样对待他，给了他一个仪仗队，还有其他如此的待遇，结果整个事情进行得顺利而令人满意。”同样地，关于倭字牌的补立，由中方代表托伦托勒与俄官舒利经（Шульгин）办理，在监立过程中，俄官私自挪移界牌，对此托伦托勒以身跳坑予以抗议，而吴大澂却认为：“界已定矣，何必拘此微末！”由于吴大澂恪守天朝礼制，将此次界务定位于“专为图们江补立‘土’字界牌，并收回黑顶子地方。”以致忽视了吉林东大川一带中俄边界界牌的竖立，为之后中俄东段边界问题的解决留下了诸多隐患。

最后关于图们江航海权一事，吴大澂曾于1886年6月、8月、10月各与巴拉诺夫会晤一次。巴使之意欲将此事归于总理衙门与驻京公使商议，“但俄外交部意欲将图们江行船由总署议，必以松花江通商相抵”。对此，吴大澂认为图们江一事“仍归界务，与商务无涉”，且图们江土字界牌以南至海口三十里虽属俄国辖境，惟江东为俄界，江西为朝鲜界，江水正流全在中国境内，如有船只出入海口，非俄国一国所能拦阻。双方就此一直争辩至10月15日，巴拉诺夫接东海滨总督来电，“图们江海口，中国有船只出入，俄国并不拦阻”。同日，吴大澂所撰交界道路记文六段及详细地图均已竣事，与依克唐阿、尧山都护会同巴拉诺夫画押并盖印。至此，中俄吉林段边界重勘之事全部告终。此次勘界所定之条约中俄《珲春东界约》，据俄国照会签订于1886年10月12日，图们江行船之事则在10月30日添加在界约内。该条约主要有俄、满、汉三种文本（图二、图三），其中满文本被作为具有最终解释效力的指导性文件。

四结语

综上所述，1886年中俄珲春勘界是在近代中俄不平等条约体制框架内进行的。结合1860、1861及1886年三个中俄不平等条约可以发现，在此过程中，吉林段中俄边界的形成存在三条线：第一条，1860年中俄《北京续增条约》规定的划界线；第二条，1861年成琦等人与俄国实地勘界的勘界线；第三条，1886年吴大澂等人与俄国实地勘界的勘界线。就1886年中俄珲春勘界而言，吴大澂与俄官议定的土字牌补立地点距离图们江口三十里，不仅未达到双方在勘界会议时商定的“二十四、五里”，更未达到1860年中俄《北京续增条约》规定的“二十里”，也即成琦1861年勘界所立土字牌之地。加之喀字界牌越兴凯湖顺乌苏里江口一段水路边界界牌如耶字牌等，在实际竖立过程中亦存在些许问题。因此，此次勘界虽解决部分中俄边界问题，但勘界的结果并未超出1860年中俄不平等条约规定的中国领土主权范围，甚至还在此基础上又丧失部分领土，故对其评价不宜过高。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清代中俄东段边界形成过程中的失地原因：第一，划界。中俄边界划界条约的签订属于国家层面的交涉。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朝虚弱的国力日益暴露，对外交涉亦呈现妥协态势。1860年中俄《北京续增条约》是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之际签订的，弱国外交背景下的妥协是中国大方向丧失土地的原因。第二，勘界。实地勘界的结果与边务人员的个人素养以及责任感密切相关。1861年，由于中国勘界官成琦等人畏惧路途遥远，竖立界牌之事大多出自俄国勘界官之手，致使中国在实地勘界中又丧失部分领土。相比于成琦等人的昏聩，吴大澂可以说是一位具有爱国精神与务实精神的边疆大臣。但在珲春勘界中，他所秉承的原则仍是天朝上国的威严与礼仪，在清朝礼仪制度的框架内以及国家层面的妥协外交态势下，他个人“有限的抗争”并不能在大方向在做出改变，只能“寓抗争于妥协之中”。相比于划界，实地勘界丧失的领土亦是小失地。划界与勘界两者相结合，最终造成了清朝在解决中俄边界过程中失地的结果。这两种经验与教训至今仍值得时人进行深刻反思。

【注】文章原载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年第11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作者，吕漫，女，汉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台州学院讲师，曾赴俄罗斯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简称莫大）联合培养，研究方向主要为中俄关系史、外交史、中国近现代史等。